辯士台灣:愛台灣與拚經濟之後

近年來台灣社會遭受著愈來愈嚴峻的挑戰,許多歷史軌跡所遺留下的病根,也隨著大環境的轉變逐漸讓台灣社會走上了共存共立不再可能的臨界點。台灣社會努力從舊社會中解脫,但社會的某個部分卻似乎總是跟不上腳步,讓台灣人們著急得讓抗爭成為最後寄託。然而,近年雖然群眾運動每況愈勝,看似輿論得以拖延與社會漸行漸遠的政府、政黨,群眾運動卻只能拖延而無法取得積極轉變社會的能量與能力。不禁讓人疑惑,一個信任基礎全失的政黨看似日暮西山,台灣社會卻仍不見起色與轉圜。社會運動期望許台灣一個體制外主導社會轉型的機會,今日社會運動本身所受的侷限就必須找到問題癥結。

幾年前,學院中曾經熱烈討論審議式民主,希望在公民社會中藉由理性討論形成有力量與政府決策談判,形成「公共領域」並以輿論(公共意見)作為呈現方式來作為主導社會的力量。然而,「理性審議」無外乎獨尊特定議事形式,階級色彩鮮明且排斥其他表述方式,因此「民主審議」的聲音就在台灣社會中日漸式微。「公共領域」一夢,起於對西方社會,人民看似以輿論之力主導社會藍圖的歷史。然而若釐清公共領域形成之歷史脈絡,卻實然為資產階級革命以其內部結盟、自治自律形成階級共同捍衛共同利益,挾經濟實力以令代表政治勢力的貴族。貴族必須向資產階級的內部邏輯妥協,並非由於資產階級起義而使政令轉向,相反的,這樣的妥協來自於資產階級以實質上在社會中已成為規範社會的主要力量,而開始架空貴族對於社會的實質約束力。在這樣的條件下,政治勢力才對所謂「人民」妥協。

反觀台灣,社會開始不信任政府所主導的政治政策以人民希求的未來為旨,因此用抗爭的方式想要使政府就範。然而,幾年大規模社會運動下來,社會運動只零星取得消極勝利,而整體政治政策不斷陷入內耗的泥淖。由於社會中缺乏組織團體(公會、工會等),作為個人與整體政治之間的折射來捍衛組織利益,台灣社會只剩下以「個體」人民直面「整體」政治的方式來對公共事務發聲。儘管群眾運動規模日漸龐大,由於缺乏日常生活中的組織,群眾運動仍然無法以集體(社群)面對集體(政府)的方式影響政治,而停留在「個體」與「集體」的不對等關係之中。這個缺憾,慢慢使得台灣社會運動看見自己的極限與困境,發現每次聲勢浩大的場面,卻只能換取拖延,讓政府回到舊有、被質疑的體制內,用這套被質疑的規則來回應改革。

在近年的幾次大型社運中,可以看見群眾不再信任公權力,因此所有立法、體制內審查改革,都因此不再是使人民信服的解決方式,使得社運團體展現出「事必躬親」的姿態。但與此同時,社會運動卻在各個事件中要求「整體」政府而非特定部門,負起所有責任,剛好給了政府藉口要求更大權力來負起這所有責任。民間社會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卻以更加倚靠、依賴政府作為解決方式,此一現象不得不讓人納悶。

除此之外,由於組織的缺乏,社運不管是對政府還是對群眾的溝通管道都只剩下媒體。在媒體本身缺乏自律自主精神的條件下,媒體變成了各方以口號、符碼相互拉鋸之地,而非溝通論事之處。儘管新型媒體用了年齡優勢取得自己的傳聲管道,而能夠稍有論辯與釐清,然而整體而言,所有的社會運動論述與政治語言都變成口號,而所有論述變成標籤之間的簡單連結。輿論與政令,變得好像「愛台灣」就「正義」、「獨立」就會藥到病除,「拚經濟」就「理性」且帶來「光明未來」。簡單的符碼之間,充滿了自相矛盾,但這些自相矛盾的語言卻能永無止境地說下去。就如哲學家口中的「詭辯學家」,利用「輿論」中的元素排列組合,用語言創造出無限幻象來說服聽眾。而其詭辯,不再以溝通、探討真假對錯為目的,而是取得勝利作為唯一宗旨。若我們認為詭辯學家宣稱自己擁有全知,無非是騙術,那麼對於「介入所有議題」難道是個人能力所及?

在目前過度依賴政府政策來執行社會機能的狀況下,不管政府或是人民,都以進步的他者(例如歐美各國)形象來證明其政策或訴求正當性。然而,各國之間政策有其因理念與目標不同,而產生相互不相容的政策。要是台灣只能一味拉他者的光環來許自己的未來,期待美式資本主義政策與歐式社會主義政策兩種相互矛盾的理念與原則還能相容並蓄,目前台灣社會的各種混亂就會是最佳反證。我們不斷用他者光環,來長自己威風,卻缺乏台灣社會到底想要且適合那一種制度理念的檢討反省。因此,即使反抗取得勢力,也只能有所摧毀而不能有所建樹,所有建樹又回到被質疑的舊制中,重新輪迴。

這樣無限反覆的困境,最終必須劃上休止才能開創出新的樂章。社會對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整體之不信賴,也只能到社會自身開始自立自強自治才能擺脫「不信賴又只能不斷賦予更多權責給政府」的無限迴圈。台灣不需要去尋找和建立資產階級或者主張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但是各個社會環節和每個個人所身處的社群,卻可以靠各個社群內部的組織與自我規範來形成自主能力,從而減低對政策依賴以及政府控制。用更簡單的語言來說,社會中各專業若形成自我規範,政府的職權範圍就會間接受到制約或者架空,且在抗爭特定公共利益時讓關連最深的社群為自己發聲,而不再以代言形式組織抗爭。

台灣的未來要自主,那麼也許社會就必須找到自己的力量讓自己相對獨立於信譽受損的政治領域,從而架空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讓社會得以相對程度自治。這些語言也許聽來過於高遠,因為它繫於每個公民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抗爭,然而此一「新生活」運動才能給予未來社運更多組織能量,也才能讓公民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台灣需要的,不是再訴諸一個外力來解救台灣,因為反觀歷史,所有外力最終都成為了這塊土地的殖民者。台灣需要的,是從各小社群開始的自立自治,最終讓台灣的命運由台灣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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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運現狀處境

台灣社運現狀處境330台灣

這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只能簡述幾點觀察

以學生為主的社運運作模式從野草莓就已經完全脫離少數所謂精英領導模式,台灣處於剛走上民主環境,但內部社運方面的次團體卻沒有組織出來。雖然漸漸的次級團體在這幾年的行動上慢慢累積出來,慢慢出現本來就已經組織過的人群進入行動。記得當時野草莓時,意識報所討論的「次級團體」問題,到現在其實有很緩慢地在進步改變。1985的出現,是個負面轉捩點,重點並不在於他要求和平理性,和平理性是個更普遍的問題而不是1985引發的,1985開啟的,是匿名運動:沒有領導人、沒有負責人。社運明星跟負責人其實不同,但因為大家否定前者,而跟著一起否定後者。網路上為什麼這麼多問題,因為匿名性讓社會規範無從作用,反之,公共、公開,自然而然對於行為產生約束與規範。幸好,匿名性在台灣隨後的運動並沒有繼續發展,雖然走了老路子有社運明星的路線,但至少每場運動最終有了負起責任的人。不管這些人如何,願意讓社會大眾的眼光有所著落,都很勇敢,在這點上值得敬佩。要當英雄本來就要付出很多代價。

然而,社運的次級團體問題並沒有完全消失。我先前在網路上未大家介紹法國學運團體UNEF,其實就是在分析這個團體的整個架構,來以此借鏡他們的行動動能和效率到底從何而來。UNEF是個全國性的學生團體,有層級地從地方(巴黎地區就以各校為單位),一直上升到中央全國總辦公室,是一個組織階層完備的團體。除了UNEF還有很多其他學生團體,大家以政治訴求不同為分界,這些都為法國的學運提供了良好的次級團體土壤。但不要忘了,法國這個社運老國,UNEF也是1907就出現了的團體,直接用這來批評台灣社運,根本不實際。要檢討台灣社運,就要從台灣自己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

台灣雖然學生社團蓬勃發展,但卻傾向避開政治,這點要解釋實在太遙遠暫且擱置。由於這種避開政治的現象,使得各社團對於自己領域的經營都組織完善,服務性社團身上更可以看到他們組織能力的這點,但因為政治面向上的空白,而在政治議題上的學生社運無法順利進行次級團體的集結合作,動員上也變成以個人為號召。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社運在行動上一直難以提昇抗爭層次,因為由個人作為號召,由個人作為行動單位,那麼訴求與行動就必須是對每個「個人」進行妥協,而非「團體」。比如說,當法國學運時,他們只需要在自己組織內部以「派系」達成共識,並與其他「團體」達成共識,就可以行動。而台灣現狀卻必須以「個人」作為說服對象,因此會傾向於保守以及最大公約數。因為,要求訴求激進就會失去群眾基礎,變成小眾團體進而完全喪失談判籌碼。如果要訴求群眾數量,那就必須對所有個人進行妥協。這不是一個批評,這是台灣目前社運的處境,可以改變,但不是立刻或採取什麼方式就會有什麼效果。

如果台灣主場運動尚且如此,那麼海外行動更是無法避免。海外行動最大困境就是,號召來的人是基於大家的熱情而來,事前人群沒有組織過、甚至沒有被組織過的經驗。同樣因熱情而起,基本上又是一盤散沙,大家初次見面多多指教,那就更加難以用單人強勢領導的方式進行。海外行動的意義在於一、聲援國內行動,二、擴大國際視聽。前者容易,後者困難。(若是擴大國際視聽這麼容易,那我們外交人員都要失業了)擴大國際視聽到底可以運用哪些方法?演講、刊物文章、國際媒體、座談會,說句公道話,留學生有多少資源和多少能量或能力可以做以上。而海外行動希望創造衝突,是要創造跟誰的衝突?這次330巴黎行動,主辦方由一群多數根本素昧平生的學生組成,一場運動的調性需要有多少妥協。舉個例子就好,一份簡單宣言,在短短六小時之內我至少聽到了三種不同版本的建議或批評。這個沒有事前政治取向、共識、組織的團體,行動起來會遇到多少障礙?

台灣整體社會狀態,就在傳統對於秩序價值、人情,和民主體制所慢慢在日常生活中滲透進對自己權利以及政體價值的堅持之間拉扯。用一種走得快看不起走得慢的眼光在看待社運這種「權力意識」濃厚的觀點實在沒必要,社運就是個需要動員的藝術,沒有群眾基礎,覺得自己腦袋走得多遠都是失敗者。台灣目前的現狀就是,要群眾,就要妥協。就像我說得,民主跟沒效率其實是並肩而行,一個沒有事前組織的團體,內部就是多元歧異,相互妥協出一個方案。有組織過得團體,第一、內部歧異性就會先降低不少,畢竟大家是先認同團體才加入的,第二、討論面向也會比較一致,在進行討論與說服的一致性也比較高。台灣目前的處境就是如此,所以會出現兩種極端狀況:第一、面對群眾趨保守。第二、內部小團體卻會因為避免自己被大眾指責而出現法西斯性格,對於媒體、言論進行審查,因為一切需要符合「大眾」(mass)所能接受的程度。但民主運動自己內部運作以法西斯作為要求,是否有些諷刺?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所謂「史觀」之爭

日前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將「中國」改為「中國大陸」、「荷西治台」改為「荷西入台」、「清代」改為「清廷」、「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等,引發台灣民間爭議,各方輿論四起,進而出現了「分離史觀」、「皇民史觀」、「中國史觀」等詞彙。「史觀」二字意義無限膨脹,甚至幾近取代「意識形態」一詞。語意混淆使對話淪為空談,公民意見衝突所引發的爭論本是善事,淪為空談,此事件最後將只剩下政治角力作為最後定論。哲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在於區分、判別差異,界定概念,在此嘗試釐清「史觀」此一概念。

筆者高中時代,歷史課本中所教授未曾出現「皇民史觀」、「中國史觀」、「台灣史觀」等字眼,反之,當時所學牽涉史觀二字的概念,為「循環史觀」、「線性史觀」、「進步史觀」、「唯物史觀」。兩個案例相互對照,將發現這兩類討論完全屬於不同概念層次,前者(皇民史觀等)「史觀」意指歷史陳述所反映的政治傾向(親中、親日、親台獨等等);反之,後者(線性史觀之如)所指,為詮釋歷史自古以來脈動的原則,以循環史觀為例,將歷史脈動以某些元素的更迭輪轉來詮釋歷史,「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即為循環史觀。這兩個對於「史觀」定義的差別,我們借用英文來顯示這兩者差異之間不共戴天的關係。所謂「皇民史觀」等,將「史觀」二字理解為「歷史觀點」或者「特定觀點下的歷史」,英文寫作「History under X’s point of view」(X可以替換為皇民、中國等等)。反之,「線性史觀」等將「史觀」二字理解為「歷史觀念」或「特定觀念下的歷史脈動」,英文可以寫成「idea x of history」(x可填進步的、線性的、循環的)。在中文使用裡,觀點和觀念時常由於用字相近而混淆,但是「point of view」和「idea」就可以看出這兩個用法差別顯著,互不相等。「point of view」所指的是詮釋的角度,是一個靜態的概念。然而「idea」在傳統討論中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也因此史觀作為「idea of history」所要講的是歷史發展的邏輯。在此,筆者並非想要用英文來「糾正」中文,而是希望用「英文」來區別這兩種對於「史觀」的用法源於對這個概念完全不同的理解。

回到中文語境,「歷史觀點」與「歷史觀念」到底哪一個用法具有正當性?筆者認為,「歷史觀點」(History under one’s point of view)當下用法完全是個毀滅歷史的詞彙。若大家承認歷史可以由不同角度進行詮釋,各個角度之間不可比較,那麼我們將陷於徹底相對化的歷史,大家各自陷入不可溝通、不可化約、不可參照的「觀點」,那麼討論將不再可能,就像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之間毫無溝通理解可言,在這個狀況下,「論理」失去作用,就只剩下勢力拉鋸。目前發生在台灣的輿論爭執就正在邁向「無溝通」狀態,接下來只剩政治力量來宣告結論。儘管如此,歷史能不能講觀點?筆者必須回答,歷史當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這些觀點之間不能處於對立原子化狀態。歷史用來理解當下現實,若當下共造歷史的人無法被選擇的歷史觀點來理解自己的現狀,那麼這個歷史觀點就排除了某些族群作為分享歷史的對象。

台灣目前政治行政獨立、文化多元,中華文化所造成的歷史是這塊島嶼與世界歷史連結不可忽視的關鍵。我們必須承認現實台灣就是在多文化渲染交織下一塊美麗的花布,一味排除所謂「中國」因素無法宏觀地理解台灣歷史,同時,一味地否定日本對台灣在五十年殖民內造成無論社會上、制度上、語言上、文化上、習慣上的影響更是與事實相左(請參閱欲使歷史教育「去日本化」,必先去除「歷史」一詞)。地理台灣,自古至今是移民社會在多方文化力量的拉扯搏鬥下形成了眼下理念中的台灣,否認任一文化力量在塊土地上的實質影響,就像否認某部份的自我認知一樣,使得某些現象突兀且失根。

這次歷史課綱微調,爭議並不完全針對於用字,而在於修改的動機及主張修改的論述。就張亞中所發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教科書史觀的戰略性逆轉一文,修改用字在於將台灣歷史擺回整體世界史框架,因此將「鄭氏」改為「明鄭」,意不在於講台灣為明朝統治一部分,而在於解釋台灣對「中華文化」自我認同的形成。日治改為「日據」來強調日本當時在亞洲的整體性侵略計畫。去脈絡地來討論,這兩者並非不可接受,台灣作為島國,文化上如今顯現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一論述緣由,以及日本在台灣殖民有計畫的殖民方式需要以歷史來理解。然而目前這些微調並非只在於連結更宏觀的歷史脈絡,而在於歷史詮釋對於當下政治所做的判定。因此支持微調者反對歷史去中國化、反對美化日本統治醜化國民黨統治、反對「一邊一史」,甚至將台灣稱作中國台灣地區作為歷史詮釋的出發點。如此可見,政治目的與意識形態才是引發這次課綱微調爭議的關鍵。歷史教育從台灣有教育制度以來,歷史教授內容就是政治角力空間,用來定義「臣民」。如今民間多方各有勢力,顯示歷史已從單方「界定子民」轉為「界定自我」,反映著台灣社會日漸成熟。既然涉及歷史教育,選擇不思考隨意見情緒批鬥,相互貼標籤、分黨別派,最後只讓政治勢力拉鋸決定教育內容,讓剛萌芽的公民社會力量再度只剩下扁平的政治面,不如豐富討論本身為公民社會創造多元多面。寫此一文僅提供所學釐清概念,希望更多人能就一己之長提供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