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士台灣:愛台灣與拚經濟之後

近年來台灣社會遭受著愈來愈嚴峻的挑戰,許多歷史軌跡所遺留下的病根,也隨著大環境的轉變逐漸讓台灣社會走上了共存共立不再可能的臨界點。台灣社會努力從舊社會中解脫,但社會的某個部分卻似乎總是跟不上腳步,讓台灣人們著急得讓抗爭成為最後寄託。然而,近年雖然群眾運動每況愈勝,看似輿論得以拖延與社會漸行漸遠的政府、政黨,群眾運動卻只能拖延而無法取得積極轉變社會的能量與能力。不禁讓人疑惑,一個信任基礎全失的政黨看似日暮西山,台灣社會卻仍不見起色與轉圜。社會運動期望許台灣一個體制外主導社會轉型的機會,今日社會運動本身所受的侷限就必須找到問題癥結。

幾年前,學院中曾經熱烈討論審議式民主,希望在公民社會中藉由理性討論形成有力量與政府決策談判,形成「公共領域」並以輿論(公共意見)作為呈現方式來作為主導社會的力量。然而,「理性審議」無外乎獨尊特定議事形式,階級色彩鮮明且排斥其他表述方式,因此「民主審議」的聲音就在台灣社會中日漸式微。「公共領域」一夢,起於對西方社會,人民看似以輿論之力主導社會藍圖的歷史。然而若釐清公共領域形成之歷史脈絡,卻實然為資產階級革命以其內部結盟、自治自律形成階級共同捍衛共同利益,挾經濟實力以令代表政治勢力的貴族。貴族必須向資產階級的內部邏輯妥協,並非由於資產階級起義而使政令轉向,相反的,這樣的妥協來自於資產階級以實質上在社會中已成為規範社會的主要力量,而開始架空貴族對於社會的實質約束力。在這樣的條件下,政治勢力才對所謂「人民」妥協。

反觀台灣,社會開始不信任政府所主導的政治政策以人民希求的未來為旨,因此用抗爭的方式想要使政府就範。然而,幾年大規模社會運動下來,社會運動只零星取得消極勝利,而整體政治政策不斷陷入內耗的泥淖。由於社會中缺乏組織團體(公會、工會等),作為個人與整體政治之間的折射來捍衛組織利益,台灣社會只剩下以「個體」人民直面「整體」政治的方式來對公共事務發聲。儘管群眾運動規模日漸龐大,由於缺乏日常生活中的組織,群眾運動仍然無法以集體(社群)面對集體(政府)的方式影響政治,而停留在「個體」與「集體」的不對等關係之中。這個缺憾,慢慢使得台灣社會運動看見自己的極限與困境,發現每次聲勢浩大的場面,卻只能換取拖延,讓政府回到舊有、被質疑的體制內,用這套被質疑的規則來回應改革。

在近年的幾次大型社運中,可以看見群眾不再信任公權力,因此所有立法、體制內審查改革,都因此不再是使人民信服的解決方式,使得社運團體展現出「事必躬親」的姿態。但與此同時,社會運動卻在各個事件中要求「整體」政府而非特定部門,負起所有責任,剛好給了政府藉口要求更大權力來負起這所有責任。民間社會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卻以更加倚靠、依賴政府作為解決方式,此一現象不得不讓人納悶。

除此之外,由於組織的缺乏,社運不管是對政府還是對群眾的溝通管道都只剩下媒體。在媒體本身缺乏自律自主精神的條件下,媒體變成了各方以口號、符碼相互拉鋸之地,而非溝通論事之處。儘管新型媒體用了年齡優勢取得自己的傳聲管道,而能夠稍有論辯與釐清,然而整體而言,所有的社會運動論述與政治語言都變成口號,而所有論述變成標籤之間的簡單連結。輿論與政令,變得好像「愛台灣」就「正義」、「獨立」就會藥到病除,「拚經濟」就「理性」且帶來「光明未來」。簡單的符碼之間,充滿了自相矛盾,但這些自相矛盾的語言卻能永無止境地說下去。就如哲學家口中的「詭辯學家」,利用「輿論」中的元素排列組合,用語言創造出無限幻象來說服聽眾。而其詭辯,不再以溝通、探討真假對錯為目的,而是取得勝利作為唯一宗旨。若我們認為詭辯學家宣稱自己擁有全知,無非是騙術,那麼對於「介入所有議題」難道是個人能力所及?

在目前過度依賴政府政策來執行社會機能的狀況下,不管政府或是人民,都以進步的他者(例如歐美各國)形象來證明其政策或訴求正當性。然而,各國之間政策有其因理念與目標不同,而產生相互不相容的政策。要是台灣只能一味拉他者的光環來許自己的未來,期待美式資本主義政策與歐式社會主義政策兩種相互矛盾的理念與原則還能相容並蓄,目前台灣社會的各種混亂就會是最佳反證。我們不斷用他者光環,來長自己威風,卻缺乏台灣社會到底想要且適合那一種制度理念的檢討反省。因此,即使反抗取得勢力,也只能有所摧毀而不能有所建樹,所有建樹又回到被質疑的舊制中,重新輪迴。

這樣無限反覆的困境,最終必須劃上休止才能開創出新的樂章。社會對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整體之不信賴,也只能到社會自身開始自立自強自治才能擺脫「不信賴又只能不斷賦予更多權責給政府」的無限迴圈。台灣不需要去尋找和建立資產階級或者主張理性討論的公共領域,但是各個社會環節和每個個人所身處的社群,卻可以靠各個社群內部的組織與自我規範來形成自主能力,從而減低對政策依賴以及政府控制。用更簡單的語言來說,社會中各專業若形成自我規範,政府的職權範圍就會間接受到制約或者架空,且在抗爭特定公共利益時讓關連最深的社群為自己發聲,而不再以代言形式組織抗爭。

台灣的未來要自主,那麼也許社會就必須找到自己的力量讓自己相對獨立於信譽受損的政治領域,從而架空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讓社會得以相對程度自治。這些語言也許聽來過於高遠,因為它繫於每個公民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抗爭,然而此一「新生活」運動才能給予未來社運更多組織能量,也才能讓公民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台灣需要的,不是再訴諸一個外力來解救台灣,因為反觀歷史,所有外力最終都成為了這塊土地的殖民者。台灣需要的,是從各小社群開始的自立自治,最終讓台灣的命運由台灣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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